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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生老师

作者:胡述武(1968届校友) 来源:华师一校友会 发布时间:2017年12月18日 点击数:

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老师,有的帮助领进门,有的授业一生。我在13岁读初中时,结识了李水生老师,至今受到恩惠。

  

戴上华师一附中的校徽,是令人高兴和自豪的一件事。当年华师一附中就是湖北省的窗口学校,实行统一入学考试,校址在武昌大东门千家街。

 

李水生是黄陂人,在华师一附中读完高中,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,又回到华师一附中执教。1965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,教数学。老师讲课思路明晰,方法简捷,善于采取启发式。在同一个课堂上,同学们接受数学的快慢程度不一样。他就在黑板的另一边,出几道思考题,给先听懂了的同学去做,再回过来换一种方式,给还没有听懂的同学讲解。他注意引导激发我们对数学的兴趣,鼓励课下自学,结队促学。因此我们班的数学成绩都不错,初一结束,有的同学己经自学完成高一的数学课本。

 

我的记忆碎片,存有不少温暖和开心。那会儿水生老师二十有五,比我们大不了多少,看上去就是个大男生。课堂上面对自己的学生,多少有一点羞涩,想严肃一点,又抹不去略显稚气的神态。他的黄陂普通话,有时会引发提神的笑声,自己也憋不住一笑,反倒有了亲近感,小男生就开始叫他“水拐子”。武汉人叫“拐子”,是哥哥的意思,很亲热的称呼。不但背地里叫,当面调皮也叫,他只好被动笑纳。

 

 

 

四十周年校庆与老师合影

 

 

每天晚自习,“水拐子”都要到教室巡视,认真辅导我们的作业和复习。当然这已经转换了角色,是在履行班主任的职责,操心全班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健康和生活。那时他住在男生宿舍的楼梯间,我们路过能看到一辆自行车停在房间内。那年头有辆自行车令人眼馋,总想借来骑骑。“有一天天气突然转凉,想回家拿衣服,壮胆请假借车,老师居然答应了。”谭友堂回忆说,“我一路骑得好开心,有点忘乎所以,穿过鼓楼洞时,下坡来不及刹车撞了行人。人没事,车圈变了形,推到车铺修好车,还车时隐瞒了事故。也不知李老师看出来没有,反正没提修车事,也许是故意不提,我终于放心了。”

 

当年水生老师家境贫寒,本人生活检朴,自然很爱惜自行车。又听说自行车是他新婚夫人的陪嫁,更知那车的价值。但老师对学生的顽皮不更事是大度的。

 

王力宁同学因父母受到“文革”冲击,周末也不愿回家,借了李老师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玩。他学车很匪,有点“霸王硬上弓”的架势,傍晚才将摔得无法再骑的车子还给了老师。过了几天,老师对王力宁说:车修好了,要骑拿去骑。上次怎么把车摔成那样?前叉都断了。学车要慢慢来,哪有一下子就学会的,不要把人摔坏了!

 

直到今日,我们聚会时还会探究当时那辆自行车是旧的呢还是新的?是不是师娘的陪嫁?我们的“眼线”就把这借车的故事转述给水生老师听,老师也不去校正,只是哈哈大笑,似乎不好意思说:“他们怎么总是记得这个事!”

 

我还记得是66年春上,学校为预防流行性脑膜炎,要求住读生星期六不得回家,关闭校门,学生出入需由班主任批准。一个午休时间,李老师来教室叫我:“胡述武,你的母亲来看你了。”老师把我领到门房,交给我母亲。母子俩在校边的一家小店借坐一刻,母亲看着我吃完了一瓶桔子罐头,才带我回门房。老师竟然还在门房里等着,对接后方让我独自行动,好像只有这样才放心!

 

我现在不好运动,老同学总笑话说“怎么让你当了体育委员的!”我自己也弄不明白,曾问过水生老师,他微笑说记不得了。当时班委的职务并非选举产生,而是事先指派。是看评语吗?还是表格上的照片?我本身缺少体育细胞,长相自认为清秀瘦弱型,与这个职务相差甚远。不过从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,我就担起了责任,每天早锻炼召集住读的同学列队、口令、做操,上体育课主动与老师联系,体育赛季认真组织活动。我虽然做得不好,但老师从未指谪,而且一再鼓励。有一次校运动会,我们班上没人报名800m长跑,我只好自己充数,比赛时自然跑不过他人,中途摔了一跤,爬起来继续跑,虽然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,也赢得了赛场上的掌声,这时我看到,水生老师就站在鼓掌的人群中……类似这样一些力不从心的集体活动和个人责任,教给了我坚忍、努力,对我的性格形成极有帮助,使我终身受益。

 

 

 

若是单论老师讲学生听的3年,似乎不足以积累厚厚的情谊。我要说是长年的相互守望,增进了师生间的了解,也彰显了老师的人格魅力。80年代,我们已离开学校好十几年,心里惦念着母校,也很想见到老师。报纸电视虽不时能看到熟悉的身影,但毕竟隔了一层。冒失撞去,也不那么理直气壮:在校遇上“文革”,真正上课的时间只有1年半,登记为初二(1) 班。认识吗?认吗?

 

一件关乎权益的小事,让我重新走进华师一附中的校门,靠近李水生老师的身边。也让我的归属感重拾信心。

 

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,实际比第一批还早几天,因为我是走下去的。当时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刚刚下来,我们就行动了。徒步的11个人都是同年级的小屁孩,其中我们班有我和4女生:蔡金石、章德芬、刘卜利、刘再姣。我们走了8天,年尾出发,年头到达。关于为什么徒步下乡,当初怎么想的,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到,这里勿需赘述。我记得出发前还在校门口集合宣誓,李老师不放心跟着我们叮嘱。那意气高扬的歌唱,那一路挂冰的行程,那寒风袭人的夜宿……如此的冲动,高年级同学是不会轻易犯的,这就是幼稚的可爱!

 

我们的户口是19681230日前下的,人到达的时间是19691月初,比大队伍晚到几天。刚开始很多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,是按到达的时间填写履历表。后来开始计算工龄,就变得敏感了。人事部门从69年算起,我不同意,事实上我也是在68年内开步走的。后来上面给了意见,统一按下户口的时间算起,要求提供依据。找谁呢?想到了华师一。当初住读是要转户口本本的,我们在校是集体户口,下乡也是集体行动,学校集中下户口。我怀揣理由和希望走进校门,直接找了水生老师。之前我与老师已有了联系,只是礼貌性的。那会儿老师正忙于校领导工作,完全可以拿捏为师的严谨或为官的超脱,没有。听我说了来意,立刻表明态度: 这是好事,也是事实,我们出这个证明。”他当即安排校办查到了当年的资料并开出了证明,因此我的诉求得到应有的尊重。自此之后,我便借梯上楼,与老师过从渐密,还俨然成了班上同学和老师间的联络大员。

 

1990年的时候,学校也搞过40周年校庆,规模和影响不是那么大。本来,我和几位同学已经说好了参加,可是有位同学又告诉我他不想去了。他说:“这庆那庆都是为成功人士准备的,我们去干什么?”我说:“没有关系,都是从报纸上看到通知的。”他又说:“我们在校时间短,谁还会记得呀?”我说:“这有什么!”

 

校庆日,我还是拉上那位同学去了。走近校门,我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校门口的李水生老师。他穿着白色的衬衣,打着深蓝色领带,显得很精神。我们急忙上前鞠躬,初次重逢的同学有的自报家门,有的已被老师叫出名字。老师高兴地说:“学校虽是广而告之,我知道你们会来的。”有同学调侃问:“李老师还记得我们呀?”老师连声说:“记得,怎么不记得,我只当过你们的班主任!”  说着还翻开了手中拿的讲义夹,里面有一份点名册---似熟悉,又生疏,它记载着我们初二(1)班每一位同学的名字。我知道,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,但只任过我们的班主任,他一直保存着那份名册,一定看得很重!现在细想,就是那次校庆,我们班的同学才和水生老师建立了长久的联系。后来班里组织的聚会,只要事先约请,老师都会排好时间参加。诸多小事,显见了老师的为人之师,为师之道。

 

 

上世纪的“十年浩劫”后,华师一附中没有那么特别突出,只是同武汉其他几所重点中学平起平坐、平分秋色。然而1984年入学华师一的新生,惊讶地发现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待遇,不但与外校不同,也与本校老生不同。几乎所有学校都是上午四节课,而他们上午却有五节课,但每节课的时间要少一些,只有40分钟。下午有1小时自习课程,然后就“自由”了: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兴趣特长,选上任何一种“选修课”或者“兴趣活动课”。

 

刚刚由副校长升为校长的李水生,发起并主持了这场教改: 压缩必修课,开足选修课,加强活动课。浓缩为一句口号,就是把时间还给学生,把方法教给学生!面对着一切围绕高考转,一切为了升学率的社会标准,面对着种种质疑,李水生说:“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,要体现在教学之中,体现在课程建设中。我们把所有培养学生素质的教育,如道德行为等,都通过课程来要求,建成科目,计量学分,彻底改变学生毕业的标准。”1987年高考,当时只分省线和市线,华师一附中高达82%的学生过了省线,素质教育捧红了华师一附中。后来名声越来越大,成长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好学校。那些年到了招生季,校长要躲起来,怕人找。我就曾经干过“找校长”的事。关键的那几天,白天校长办公室,晚上教师宿舍楼,总有一拨一拨的人在“找校长”……

 

水生老师从1977年任副校长7年(分管教学,也管农场、校办工厂和后勤),1984年起任校长18年,可谓老资格了。但分房时仍将好楼层给了骨干教师,自己住上顶层7楼,这事儿一直传为佳话。可有人要找校长,就要受爬楼之累。有一次我也身在其中,是受单位同事所托。家长们顺楼道站着,自觉列队,安静地等,一步步移。楼上的那扇门又开了,李水生出来送客,看到这场面很无奈,又吃惊地发现了我,借此大声道: “胡述武,你如果还是我的学生,就带头离开!”我心头一热,又有点脸红,不管不顾转身下楼,不少家长也跟着打道回府。回路上,我仍然没回过神,心有不安又充满着欣叹。不安,是想着同事所托恐难帮成,且让他跟着失了面子。欣叹,是因为名校校长也不好当,困挠之下一口叫出我的名字,学生我义无反顾,也算是为老师做了点什么。没想到的是,隔天我又接到老师的电话,要我去学校见他,同事也一起去了。来到校长办公室,老师开篇对我们说:“大家找关系托熟人,无非是想让孩子读个好学校,我能理解也高兴认识你们。作为校长,我深感教育资源的紧缺,一个好学校,也需要更多社会资源……”我明白老师的这一番肺腑之言,也是对前晚拒客的释怀。其实那种场合谁又能不理解呢!我深感老师为人的周到,思考有过人之处。联想到后来的抉择,可见其气概,内心深深钦佩。

 

 

 

水生老师63岁从华师一附中校长任上退休,接着创办了武汉睿升学校。“在教育界打拼一生,功成名就,何必再去吃苦冒风险呢?”面对亲友的劝说,老师的回答真有气概:“我有一句口头禅,愚人生就干为乐。更重要的是,在华师一面对的主要是优秀学生,而按照有教无类的思想,教育的阳光应普照所有孩子。原来我就想有一个能充分自主进行教育机制改革的平台,一个能致力于让所有孩子都成功的场所,而民办学校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。个人的名利事小,只要对教育有好处,对学生有好处,为什么不能去趟一趟民办学校‘深水区’呢?!”

 

 

 

和孩子们一起拔草(武汉睿升学校提供)

 

老师办起了象模象样的学校,看着光鲜亮堂,也会有不为人知的难处。特别是开办初期,生源,师资,政策,资金等,哪一个都会压力山大。我虽然不在此“圈”中,偶尔也能体察到。那是睿升学校开办初期,老师电话约我到附近的饭店大厅喝茶。在我的印象中,老师是极少在休闲场所消费的,特别是对于他的学生,即使有事,也是在他的办公室见面,偶尔去过家里,也是师娘有请。再说老师也不喜喝茶,我想是有什么要紧事谈,提前去了。老师准时到达,开门见山称睿升学校的土地需办理权证,要有第三方担保。问我和另一同学林一铀有无办法。我知道这事来不得虚的,认真分析说林任职大型国企老总,虽有能力,恐怕一人当不了家。我现在所办是私企,但块头小,满足不了银行的资格要求。老师点头称是,还说要按规矩办事。随后扯了一下家常就起身要去埋单,我拦住了。

 

没能为老师助力,心里过意不去,但老师的难处我是理解的。蹒跚起步的睿升,头一年只招到100多学生,面对空荡荡的校园,老师依旧迈动着坚定的脚步。现在不一样了,学校有2000多名学生,从初中到高中全部寄宿,占地130多亩,校园内绿树夹道,鲜花点缀,碧草如茵,宁静整洁,是校景宜人的治学胜地!“白宫”似的教学楼,银白色的天文台,在金色的阳光中交相辉映,像童话中的城堡一样美丽;学校远离闹市,少的是密集的高楼,川流的人车,弥漫的烟尘;多的是成片的绿地、多氧的空气和珍珠般的湖泊……相当的规模,名声在外,可想而知很多困难都不是困难了!

 

睿升的老师和学生,一周中有6个晚上住学校,食堂不刷卡,全校师生吃一样的。校园内不设小卖部,吃喝都在食堂内解决。有人说:把食堂外包,开个小卖部,一年下来就可以多赚百把万。“我坚决不赚那个钱”,李水生说,“我这个观念是老了一些,但还是有效。我反对从小追求高消费,学生在校内不用钱,因此表现好学习好。”在校长的主张下,学校内建了72套教师公寓,让100多位教师免费住宿,能安心照顾学生。公寓楼都不设厨房,老师们不准开伙。李水生和老伴也蜗居在30多平方米的教师公寓,一日三餐吃食堂,守望着自己的教育家园。

 

 

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榜样。榜样的力量推动每一点进步,这是我自己的体会。作为教育家,水生老师更深知这点。过往华师一附中有这样的教育思路,当下在民办的睿升学校同样如此。老师用自己的影响,邀请中国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担任学校的兼职教授,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防暴英雄,也请学生身边的偶像回校畅谈…..用人育人,棋高一着。其实水生老师自己就是言传身教的榜样,年高德劭,凝聚着精神和人气。民办教师没有身份,李水生说:“让老师有成就感是很重要的,我会让他们在这里工作有信心,觉得有希望。”果然如此。睿升有一次招聘10名教师,应聘者达400余人。

 

我还记得一事:我们有一位章姓女同学,曾是企业的政工干部,2003年底因改制下岗。她想继续工作求助于老师,一时又抹不开面子,便托我和刘军同学前去试探。当时睿升初办,老师明白来意后问:“她人呢?”我们说:“怕老师为难,不好意思见你。”老师一笑,说:“让她来吧,我这里需要有基层经验的政工干部。”就这样,章同学成了老师的麾下。期间又遇家人患癌,老师关心入微,单独调配了带卫生间的小房并免收水电费,方便章为家人熬药和休息。章说:“我和爱人在这里生活多年了,内心里时刻感受着老师的温暖和恩情。”至今她担当着学校的人事工作,也因此成为我们这帮同学在老师身边的“眼线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中国人讲究礼性。我们现在看望水生老师,基本上每年一次,挑个合适的日子,也不能空手。约定aa制统筹,又有些为随手礼发愁。重了奢了,怕有的同学经济压力大,老师也会不高兴。轻了俗了,我们自己也过意不去。老师生性秉直,固守着一个根本,私人对来者从不拜金,就连他的学生也不例外。结果我们年年去看望,常带的只是一捧鲜花一盆植物,或一幅字一帧照片,生机勃勃,品味雅致,老师很喜欢。而必要的聚餐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变成老师自掏腰包请我们了!

 

最近一次看望水生老师,仍然是在他的办公室。 78岁的老人,精神爽朗、思路清晰,说话一脸笑容。我们围坐在老师身边,忆学时的趣事,说如今的念想,他总在认真倾听,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。“眼线”告诉我们,老师的生活很有规律,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,和老伴一起到学校操场散步,每天都会在操场上欣赏到晨读的“风景”,“这就是我的强心剂!”老师动容地说,“看着这些学生心里就舒服,就想一直把学校好好地办下去。”此情此景老师还写诗吟诵,我特意找来拜读:“晨曦初上人似影,操场溢出读书声。林间虽有休闲鸟,院内却无偷懒伢。”“愚人生就干为乐,不知岁月有蹉跎;  艰辛不改平生愿,谱了华章著新作。”琅琅上口的诗句,饱含着这位教育宿将的情操和胸怀。

 

我们有一位女同学,冲动地说:“我想为李老师唱一首歌!”她面向老师站立,因为个头不高,就似当年的小女生样,说“歌词记不清了,我还是想唱……”老师带头鼓掌,场面安静下来,女同学的清唱时有停顿,是在记词,但那熟悉的音律,已经把我们带得老远:

 

自从踏进学校的大门

我们就生活在老师身边

从一个爱哭的孩子

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……

记得有多少晴朗的白天

我们和老师漫步在校园

我们谈生活谈理想

也谈那无限美好的明天

……

 

就是在歌声里,我决定动笔写这篇文章。曾犹豫着,是称李水生先生还是老师呢?讲究一点,似乎应称先生为妥。但我看来,先生和老师,只有一点敬畏和敬重之分,一个显得客气,一个透出纯真。回味几乎少年时与李水生结识相知的师生情谊,还是愿意称呼老师的好。水生老师是我的老师,我们的老师,永远的老师。

 

作者简介:胡述武,男,独立写作人、环保从业者、高级经济师、公司董事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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